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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脑科闫长祥: 人生百味,医生的体会直接

2017-04-27 09:44 作者:三博脑科医院

习惯于公立医院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到了香山脚下清清爽爽的三博脑科医院,我瞬间感受到了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在病人基数上的差别。

闫长祥教授的办公室在三楼,对门就是病房,阳光充足、环境舒适。楼道里来来往往的人,闲适而松弛,完全没有身处医院的焦躁和紧迫感。身着白大褂的闫教授,平和、谦逊,也洋溢着山东大汉的豪迈和爽朗。

闫长祥:神经外科专家,主任医师,教授,博导;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医疗院长,首都医科大学第十一临床医学院副院长,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院三系副主任;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神经外科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医师分会微侵袭神经外科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围手术期专业委员会委员。

专业特长:各种颅内肿瘤(垂体瘤、神经鞘瘤、颅咽管瘤、胶质瘤、脑膜瘤)和动脉瘤等。

“因为濮阳人民医院老领导的开明,我从濮阳来到北京。在我面临职业选择时,帮我终寻找到适合发展的平台。”

闫长祥的家在山东河南交界,说到从医之路,闫长祥倒不是“遵父母之命”,却是“从班主任之言”。高考时,对未来没有更多设想的他,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报考了医学院。1984年,闫长祥进入山东潍坊医学院,开始了临床医学专业的学习。

经过五年临床医学的磨练,闫长祥毕业了。他被分配到河南濮阳市人民医院,正式成为一名医生。

1992年,经过两年的科室轮转,他选择了神经外科。两年后,医院派他到北京宣武医院进修,进修完回到濮阳人民医院,当时的李院长对他说,作为神经外科医生应该到天坛医院去学习,那里毕竟是我国神经外科的殿堂。

那时闫长祥一直想考研究生,次考试差两分没有通过,但考研的想法一直没有放弃。在宣武医院进修时,时间相对充裕,他再次开始备考,院长的期望正是他自己的愿望。

1997年,闫长祥如愿考上了天坛医院的在职研究生,导师是刚回国的于春江教授,也就此拉开了他们长达二十多年的师生情序幕。两年后,闫长祥拿到了硕士学位,濮阳医院再次支持他读博士,2000年,他考上了天坛医院王忠诚院士的博士,“当时我考了名,这是我上学以来考得好的一次。”如今谈起,闫长祥依然兴奋不已。

“我特别感谢濮阳人民医院的老领导,因为他们的开明,我从濮阳来到北京。在我面临职业选择时,还帮我出主意,终寻找到适合我发展的平台。”

闫长祥博士毕业前夕,濮阳医院的几位老领导来到北京,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北上广深,你去哪儿我们都支持你,如果你要到河南,就到濮阳来,我们给你安排副院长的位子,就别去其它地方了。”闫长祥至今记得老领导说的每一句话。

当时,三博脑科医院正在筹备中,于春江教授也希望他来三博。闫长祥当时没有决定,后来他与濮阳医院的李院长长谈,没想到李院长也非常支持他到三博医院这样的发展平台。在于春江教授和李院长的共同支持下,闫长祥成为三博脑科医院的位医生。

“当手术成功,病人醒来的那一刻,做医生的那种成就感、喜悦感,其他人永远体会不到。”

2004年,三博正式建院。十二年过去,闫长祥由一名医生成长为三博脑科医院医疗院长。

闫长祥目前已完成各类颅脑手术8000余例(其中颅内肿瘤7000余例),脑动脉瘤、脊髓疾病及各类颅脑外伤等手术1000余例,近五年平均年手术量800台;完成胶质瘤手术2000余例,听神经瘤手术500余例,脑干和丘脑肿瘤手术500余例。

在垂体腺瘤的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经鼻-蝶、经颅手术治疗垂体腺瘤2000余例,对不同临床类型的垂体腺瘤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案,获得比单纯手术更满意的效果;对垂体腺瘤导致的难治性不孕不育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较满意的效果。

2013-2014连续两年,闫长祥被中国名医百强榜评为TOP10胶质瘤、垂体瘤和颅底肿瘤手术外科医生之一。

相比之下,闫长祥说自己对家庭亏欠很多,父亲的角色也是缺失的。很多年与妻儿分居两地,现在终于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但他还是呆在医院的时间更多,有时忙到只能回去换件衣服,他的妻子戏称他是在“住宾馆”。

我问他如果重新来过,还会选择做医生吗?他说,“当手术成功,病人醒来的那一刻,做医生的那种成就感、喜悦感,其他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记者:众所周知,在十几年前,中国民营医院肯定不是医生的,您2003年博士毕业后,为什么选择了民营医院三博脑科?

闫长祥:选三博,是因为我比较了解三位医生创始人,他们都是脑科领域的专家,能从好的位置上辞职出来,肯定是想干事情的。濮阳医院的李院长支持我到三博,也是因为他熟悉这几位教授,而且,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他确信民营医院是今后医改的发展方向。

另外,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来得义无反顾。这么多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三博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记者:您从濮阳市人民医院出来,先后经历了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三博脑科医院,不同的医院在您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闫长祥:我从基层医院走出来,先后到宣武医院、天坛医院及神经外科研究所学习,再到三博工作。这几家医院是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学院的三系一所,天坛一系、宣武二系、三博三系,再加一个研究所,很幸运我都经历过。

宣武医院是我神经外科启蒙的地方。后来回到濮阳人民医院,急诊多,危重急症多,经常这个手术还没有完,下一台手术又等着了。有时连着两天都不能回家,一台接一台的手术,那段时间对危重急症的病人处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

天坛医院以及神经外科研究所,是我神经外科起飞的阶段。在这里的学习更系统更深入,对疾病的认识也更深刻。天坛毕竟是国内神经外科的中心,作为亚洲大的神经外科医院,病人的数量、病种的丰富程度都是其它医院无法比的。

天坛的医学和教学水平都相当高,我能在那里完成硕士和博士是非常幸运的。在天坛还见到了很多大家,我们几乎是看着他们的教材成长起来的,看他们做手术有一种朝拜的心情。那六年我带着极大的热情学习和工作,我个人的基本功底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如果说以前都是积累,三博于我就是一个升华的阶段。到三博这十几年,我的脑肿瘤专业方向更加明确;一直跟随于春江教授,无论是医学还是行政事务方面,我都学习了很多。三博的手术数量、质量和科研水平,也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记者:到目前为止您已完成各类颅脑手术8000余例,近五年平均年手术量800台......对于医生,手术量意味着什么?

闫长祥:先讲一个小故事:我在天坛医院时,一次经口鼻蝶术后,我很兴奋地想说说自己的体会。当时于春江教授在场,他问我做过多少台手术了,我说大约二十台。于教授说,你至少做过上百台手术后再来谈体会。

所以,一个外科医生必须经过大量的手术,才能对疾病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到三博这些年,我做了大量手术,多的一天进行了十台手术,平时一天三四台很正常,也正因如此,我对手术就有了自己的认识。手术对于一个外科医生业务水平的精进,有非常大的帮助,作为外科医生,如果手术都做不好,那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手术对于病人太重要了,病人把生命都交给你了,作为外科医生,如果手术做不好,科研水平再强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对于目前国家的医生评审机制,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一味注重医生的论文、课题而忽视手术,会直接导致某些精于手术的医生没有重要的工作岗位,他们就无法主导学科的发展,这不利于医学的发展。

这几年进入名医百强榜,其实我非常忐忑,与那些真正的名家相比,我还年轻,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提升。

记者:什么原因让您敢于挑战那些高难度的手术?

闫长祥:医生都愿意做容易的、术后效果好的手术,这样没有什么风险,这很正常。像天坛这样的大医院,病人太多,病源充足就有挑选的余地。但三博的影响力还不大,病例也不是很丰富,那些疑难病例既然到了三博,总得有人治吧?

所以,我们经常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我们常常提心吊胆,手术前提心吊胆,手术中提心吊胆,手术后还是提心吊胆。但是,只要手术成功,那种极度压抑后的释放,酣畅淋漓,之前的每一分煎熬都觉得值得;那种成就感和喜悦感,会让人深深爱上医生这个职业。

做复杂疑难的病例,初可能有一些被动,但越做经验就越多,这对年轻医生的培养非常有利。

记者:越是高难度的手术,就意味着风险越大。您如何看待手术中出现的失误?又如何避免失误?

闫长祥:面对高难度的手术,我们从心理上和体力上都要做充分的准备,比如手术时间的安排,复杂手术和简单手术要搭配开;不管手术大小,都要一丝不苟、严阵以待。我们的原则是“做一例病人,就要出一个精品”,这是我对自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

医生都会尽己所能避免失败和失误,但谁也不能保证每例手术都是完美的。所以,术前评估就很重要,我们的每一个病例都要全科讨论:值不值得做?做了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出现问题应该怎么办?怎么预防,如何处理?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如何把手术风险降到低,需要集体智慧,即使是年轻的大夫,他的话也可能会对手术起关键作用,所以只要参与手术的医生都要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再的专家也不能搞一言堂,一定要给年轻医生表达的机会。

平和、平等地与人交流会让人少犯错。如果你自负,目空一切,谁也看不上,那别人就不会提醒警示你,终吃亏的还是自己。只有集思广益,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记者:成就感来源于他人的认可,作为医生,您更注重患者的评价还是业内同行的评价?

闫长祥:我更关注患者的评价。做医生是个良心活儿,真正的好医生就是要对患者负责,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患者把生命交给了医生,是莫大的信任,所以对患者一定要尽心尽责,对患者再好都不过分,我经常和患者家属说,医生希望病人好的愿望比家属都要强烈。

患者看重的是就医体验和就医效果,而医生看重的是病灶的清除和问题的解决,同行往往是从医学的角度去做评价,所以真正得到同行的认可非常难。

比如一例手术,是保功能还是多切肿瘤?有时会非常纠结。所以,医生做手术有两点要坚持,首先是保功能,其次我们再考虑怎么切肿瘤。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既保功能又切肿瘤这个分寸很难掌握,医生就像杂技演员一样,要在其中找到平衡点。这需要我们有大量的病例积累,反复地锤炼、挑战自己,才能拿出精品手术案例来。

记者:如果在诊治过程中和患者家属发生冲突怎么办?尤其在生死瞬间,患者家属的情感往往大于理智,这时候医生能做什么?

闫长祥:沟通!医生除了要做好手术,与患者良好的沟通能力非常重要。尽管医生在术前做了很多准备,一旦开始手术,遇到什么情况是无法预料的。尤其手术过程中,情况更是瞬息万变,可能随时都需要重新和患者家属沟通。

医生必须在几分钟之内,把复杂的医学问题变成通俗的语言讲给患者家属,让他们既能听懂,还能认可你的决定,这非常考验医生,所以沟通能力对医生而言尤其重要。

作为外科医生,如果做了一个复杂又很有挑战的手术,结果超出想象的好,就会特别兴奋,特别畅快;但有时面对某个疾病束手无策,那真是非常无奈;当好心被患者误解,或者没有达到病人和家属的要求,尽心尽力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时,就特别沮丧和难受。

做医生,就不得不面临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学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人生百味,医生的体会直接,喜悦、无奈、沮丧经常会伴随医生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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