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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祥恩:严守做人底线,探索医学极限

2017-10-13 15:05 作者:三博脑科医院

(转自:宁静访谈录 )

大家系列专题之二

2017年7月石祥恩在三博脑科医院

“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医生很重要。你是想当一个真正在患者身边、walk to walk的医生?还是只想说啊、讲啊、当talk to talk 的医生?我当然不反对医生去做学术交流,但还是应该踏踏实实把精力放在看病上更好,治病救人一定是主要的。”

他来自东北,采访时言语间时不时会流淌出黑土地的味道,然而只要谈及神经外科,周身洋溢的却是南方人的细腻。或许正如他所言,“教育具有一种魅力,通过不断地学习,你可以变成另外一种人。”

石祥恩: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擅长颅咽管瘤、各种颅内巨大复杂动脉瘤、痉挛性斜颈、颅内各种肿瘤、脑血管病的外科治疗等。作为术者手术治疗颅内各种复杂肿瘤8000余例,手术切除颅咽管瘤近1000余例。

石祥恩曾有两年下乡插队的经历,两年时间不算长,却给了他追求新生活的勇气。

1977年,高考恢复,成千上万的青年梦想复苏,石祥恩也开始思索自己的明天,他当时瞄准了医学院。他选择了锦州医学院,后来叫辽宁医学院,现在是锦州医科大学。“为什么选这个学校呢?因为别的医学院有很多专业,如果某个专业满了,就会把学生调剂到别的专业。而锦州医学院当时只有一个医疗专业,铁板钉钉。”

1982年大学毕业前全班合影,后排右一为石祥恩

对于当年的石祥恩来说,学习是一种享受。医学院呈现出一个精彩纷呈的世界,随着新知识的注入,视野的开阔,他的目标越来越明确——成为知识广博的好医生。“我不断地学习,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所有能在学校读的书我都读了一遍。”

大学毕业后,石祥恩到了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当时,神经外科是一个边缘学科,没有CT,没有显微镜,没有核磁,只有造影,诊断起来非常困难,很少有毕业生愿意到神经外科。

“当时大家求知欲很强,毕业后的是医学院的基础部,实在不行才到医院,优先选择是内科,因为内科有时间看书。但男生分到内科的很少,大多数去了外科。外科一般会优先选择小科,比如眼科、耳鼻喉、整形科等,再其次就是大外科,不愿意干的就是普外、骨科和脑外科。”

石祥恩也想找一个能多读书的科室,偏偏他的一个同学非常欣赏他,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父亲,而他父亲正是神经外科的主任。梁教授非常认真地和石祥恩谈话,强调脑外科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科室,希望他能跟着自己干。石祥恩当时就本着一条原则——想多看书,梁教授不但保证不耽误他看书,还亲自帮他找来了很多重要的医书。

在梁教授的引领下,石祥恩很快就迷上了充满了未知和挑战的神经外科。他对读书的热情甚至与日俱增。

1992年,石祥恩在首都医科大学神经外科专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师从我国神经外科创始人王忠诚院士。博士毕业后,他选择留下来,帮助导师王忠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1995年,38岁的石祥恩荣升为大外科副主任。

1992年博士论文答辩会,石祥恩(左二)与导师王忠诚院士(右二)

在意气风发的时候,他选择了出国深造。1996年至1998年,石祥恩在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神经外科做博士后,从事下丘脑区和第三脑室手术入路研究。在国际神经外科界权威的佛罗里达大学神经外科显微解剖实验室,他师从国际神经外科专家Albert L.Rhoton Jr.教授。

1989年,在全世界范围内评出了5位世界神经外科大师,王忠诚和AlbertL.Rhoton Jr.都在其中。能够近距离聆听他们的教诲,石祥恩感觉幸运之极。

石祥恩曾经无意间的一个举动,让AlbertL.Rhoton Jr.教授对他刮目相看。“当时在国外有一个中英文对照软件,我花了一百三十多美金买回了这个‘Chinese star’软件。有一天,Albert教授看到我使用的软件非常吃惊,因为当时很多中国人都买盗版,只有我的是正版”。从此石祥恩就成了教授口中的“Chinese star”。

当时他觉得为了学习花钱买书和学习用具是理所当然的,而这在美国人看来事关诚信。再后来,Albert 教授担任主讲时,常常让石祥恩任助教,每次都会给他五到七分钟时间讲一个小题目。

每次七分钟的演讲对石祥恩的影响极大,“我敢于站在国际舞台上把自己的内容和观点讲明白,这非常重要。” 多年后的今天,石祥恩经常穿梭在国际学术舞台,2015年,他也是一位被北美神经外科学会(AANS)邀请专题发言的中国医生。

“现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很多,很多中国医生不去,去了也不讲。这次土耳其的世界神经外科大会,相当于神经外科领域的奥运会,不去不讲就失去了和国外同行交流的机会,中国医生在这方面需要多多加强。”

2013年石祥恩在第13届世界神经外科大会上做主题发言

1998年,石祥恩回到天坛医院;2001年,他出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 2004年,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师兄弟创建了三博脑科医院。

谈到三博的创立,石祥恩说走了很多弯路,但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三博给了有热情、有才识的年轻人一个发挥的舞台。他认为三博大的财富就是人才,虽然医院每踏出一步都步步惊心,虽然还有诸多有待于完善之处,但是拥有人才就拥抱了明天。

“我现在就想退休,但医院里的年轻人还需要带一带,离开我,他们不是活不了,是可能活不好。我们国家这些独生子女自我意识太强了,培养一个好医生和培养一个好运动员一样难。”

如果真的退休,石祥恩说自己会去写小说,因为经历足够丰富,他对自己的文笔也很有信心。虽然文学梦值得期待,他绝不后悔这辈子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2017年9月在手术室为患者做海绵窦肿瘤切除术

记者:您为什么说“培养一个好医生和培养一个好运动员一样难?”

石祥恩:现在的很多学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只想自己,不想别人。前一阵,我的一个博士生来找我签字,因为我有科研经费,就给他们每个月发点钱补贴生活。签字时,我看到名单上多了两个人,他说找两个人平均一下就不用交税了。

我一听就火了,合理纳税是义务。国家培养一个博士这么多年,交点税还难受,以后还怎么为社会服务?国家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边防要守卫、民生要保障,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为国家多纳税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如果没有感恩的心,不知道回报社会,读书再多也没用。

当时我很生气,把他臭骂了一顿。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不通人情,但是,人首先要自律,一个没有底线的人是很可怕的。这也是很多独生子女身上存在的问题。

2016年9月教师节,石祥恩与他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一起

记者:在您求学过程中,您的导师是否也强调学做人重于学技术?

石祥恩:做人好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比如,神经外科专家AlbertL.Rhoton Jr.教授每年都在北美神经外科学会(AANS)和北美医师协会年会(CNS)进行授课,每次授课时,他首先讲的不是专业技术,而是强调每位神经外科医生重要的观念——爱病人,而不是爱疾病。医生爱心的培养重于能力的培养,要用与生俱来的爱心培养我们的同情心。

他说好的外科医生是有爱心和同情心,有技术没有爱心的医生没有价值,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应该是精通你的患者。

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作为医生,技术固然重要,但一定要有同情心和爱心做支撑。如果只是技术好,品质恶劣,那就是恶魔,就像日本731部队,全都是医生,可他们做的不就是恶魔的行径吗?

1998年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神经外科主任A.L. Rhoton Jr. 教授在北美神经外科会议颅底解剖学习班上

记者:回到技术层面,作为治疗颅咽管瘤的专家,您又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石祥恩:颅咽管肿瘤是危害性很大的肿瘤,对病人是巨大的痛苦,对家庭是巨大的灾难。颅咽管瘤的患者一般是儿童,7—12岁是发病高峰期。我们有一个河北患者,曾经治了十年,由于次手术没有完全切除,以后每年手术一次,十次手术,十年的经历,她爸爸原来是税务局副局长,后来只能是一个在岗职工了。他父亲的事业完全耽误,孩子十年不发育,这个家庭基本是失去了欢乐和希望。

一开始医生都不愿意接这样的病人,因为治疗效果不好,病人经常抱怨,医生的声誉和工作都可能受到影响。但是病人总得有医生管吧,我就开始一步步探索,随着经验的积累,效果也慢慢好起来。

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手术特别能锻炼人,因为它涉及到神经外科管理病人的基础、水电平衡、电解质紊乱等的调整;手术部位很深,确实能帮助病人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医生也就很有成就感。

当年的状况是,如果一年能做10例,就非常了不得了。那几年,我一般一年少做30例,多50例。所以,2009年我们在欧洲神经外科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医生309例颅咽管瘤手术报告,引起了全世界哗然。美国新泽西大学神经外科主任、时任美国医学会主席、长期从事颅咽管瘤手术治疗的Peter Carmel教授,专程来医院访问。他看到病房内50%以上的患者均为颅咽管瘤手术患者,术后效果都很好,每年手术约70-80例颅咽管瘤,他很受触动。

Peter Carmel教授在美国非常有名,早期颅咽管瘤的所有文章几乎都是他写的,他退休时,有了120例颅咽管瘤手术经历。当时他已经近70岁,没有精力做更多手术,想来核实一下我们的报告是否真实。考查后他非常满意,对我也非常信任,然后就开始满世界地给我们做宣传。他给我文章的一个批语是这样写道:这是一个金标准,是所有医生经过多年努力才能达到的。

2009年 4月石祥恩向Peter W.Carmel 教授介绍颅咽管瘤患者手术后的情况

人一辈子干不了多少事,把一件事做好很不容易。我的心态很开放,把大家都带起来,才是对医院、对患者真正的好,现在我们医院能做这个手术的医生很多。随着技术的不断完善,我希望既能把孩子救下来,同时也别让它复发,减少病人和家庭的痛苦。

记者:作为民营医院,三博脑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年您感触深的是什么?

石祥恩:实在地说,是很多人的支持才有三博走到了今天。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就没有今天的三博;如果没有复兴医院的支持,三博当年就没法落脚;如果没有西城区政府、区卫生局、北京市卫生局的支持,三博就不能挂牌经营;如果没有首都医科大学的支持,三博怎么搞教学?当年这个医院还没开,首都医科大学就已经开始支持了,当时存在神经外科专业竞争的问题,来自各个方面压力非常大,现在想起来我还想掉眼泪。

首医的吕兆丰校长(现已离任)、王晓民副校长等人,是站在北京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上来支持三博。在三博还不成气候的时候,卫生部就把三博作为神经外科培训基地……所以是政府的绝对支持,才让三博发展到今天。

三博发展的关键是人才。我始终认为“不管理”才是好的管理,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非常重要,要好好爱护员工,让员工有家的感觉,主人翁精神才能发挥出来。非常刻薄的管理者都是短命的,我认为管理一定要人性化。

1996年开始,石祥恩举办全国显微外科技术学习班,目前已培训1000多名医生,图为第40期学习班照片

记者: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也是荣耀,但在行医过程中,也会有很多无奈,甚至痛苦。做医生36年,您感觉痛苦的是什么?

石祥恩:当医生非常不容易,大的痛苦就是不被人理解。有些病人,找你看病时怎么都行,手术效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翻脸不认人。前一阵,我刚接了一个患者,来时都给我跪下了,因为他去了很多医院都不愿接收、不给治,我们收了,但手术效果不理想,后来就演变成医闹。

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医闹横行,有些不明真相的媒体也难免会误导事实,给医生造成了很大压力。目前,很多医院在管理方面不到位,有时医院为了息事宁人,宁愿花钱了事,这就更助长了歪风邪气,这对医生、对病人都没有好处。

作为医生,只有敢于探索极限,医学才会发展,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如果谁也不敢探讨极限,医学还怎么发展?三博就是希望给医生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探索医疗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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