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

给他一个词，他就可以滔滔不绝谈半天，时而激越、时而诙谐、时而温情，就像金庸笔下青梅煮酒、快意恩仇的大侠。如果当今神经外科领域是一个江湖，他一定是特立独行的那个。

对王忠诚院士，他敬畏;对天坛医院的前辈，他感激;对沽名钓誉者，他不屑;对自己的成绩，他毫不谦虚;对虚假的宣传，他坚辞不受。他酣畅淋漓的个性，让人不知不觉忘了时间，如果不是手术室一再催促，估计这次访谈会严重超时。

吴斌：神经外科专家，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中国农工党北京市委医生委员会委员。至今已完成万余例各类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手术，擅长各类颅底肿瘤、脑干肿瘤、复杂鞍区-下丘脑肿瘤(比如颅咽管瘤)、颅内复杂动脉瘤、儿童颅内肿瘤、颅内感染等神经外科多个领域。

“我没有从小立志要怎样，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要说我从小立志当一名神外医生，那是瞎扯”

1979年，吴斌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是文革后早的三批大学生。在经历了十年动荡后，大学生变得稀缺而珍贵，吴斌和他的同学们真正领受到了那份“天之骄子”的荣耀。

吴斌两年半的实习是在同仁医院度过的，实习老师、内科医生王晨对他影响很大。当时很多外科医生性格粗犷，大大咧咧，一下手术台就抽烟喝酒，理论性也不强，王晨有点儿看不起外科医生。他觉得吴斌是一个内科医生的好苗子，在他的影响下，吴斌也觉得自己应该做一名内科医生。

1984年，吴斌以全班第三、男生的成绩毕业，可选择的余地很大。留在同仁还是选择其它医院，他很费了一番脑筋。再三思虑，他觉得同仁是百年老院，旧有制度和人际关系比较复杂，自然留给新医生的机会不会多；而天坛医院当时是新建的，给新医生发挥的空间应该更大一些，于是就选择了天坛医院。

那时，大学生好的选择是留校，其次是到内科或去研究所搞基础研究。“因为临床比较累，手写一份大病历就能写到半夜，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我当时并不了解神经外科，骨子里也不想做外科大夫。”

到天坛医院报到时，人事处的“老白”却竭力推荐吴斌去神经外科，“你去神内干嘛呀？神外有王忠诚院长，你成绩这么好，跟着王院长，会有很多锻炼机会，发展空间很大。”老白的一席话，让吴斌决定先去神外试试，不行再转回神内。

“人应该有感恩之心，我非常感激天坛医院那些老大夫，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1984年，天坛医院尚未完全建好，吴斌这批新毕业的大学生先在铁路总医院（现在的北京世纪坛医院）转科，一年后，正式进入天坛医院神经外科。

虽然天坛是新建医院，由于骨干均是原宣武神外的原班人马，所以新天坛神外的专业技术仍是全国棒的。原宣武医院王忠诚院长，一手创建了天坛医院，自然也就成了天坛医院的首任院长。拥有王忠诚、赵雅度、陈柄桓、杨炯达、林庭凯、罗世祺等一批杰出专家教授的天坛神外，保持住了自宣武神外以来国内神经外科领域的盟主地位，至今无人撼动。

尽管当时的吴斌怀着试试看的心理进了神经外科，但很快就“入了道”，喜欢上了这个极具挑战的工作。

“人应该有感恩之心，没有这些前辈就没有我的今天。当时无论他们主动教还是我偷着学，我都很感激他们。即便是偷艺，也要有场所有机会，能跟着他们干就不错了。”

除了那些神外大家，还有更多的专家“师傅”，比如李德泽、赵继宗、王宜崇、张懋植、李明、林茂安、杨俊、李京生、郝建中、马振宇、张俊廷等等，共同撑起了天坛神外的一片天，培育了一批批像吴斌一样的医生。由于长期与张俊廷和马振宇两位主任共事，张俊廷的手术技术和马振宇的手术理念对吴斌后来的手术风格影响巨大。

对于王忠诚院长，吴斌是怀有特殊情感的。他曾较长时间在王忠诚主持的“脑血管病”和“颅底脑干”病房工作。在三博脑科众多医生中，他是跟随王忠诚院长手术多的一个，自然更多地感受到他的熏陶与教益，“现在回想，有那种师傅带徒弟的亲近感”。

在天坛神外20个春秋的历练，吴斌逐渐成长为技术全面、可以独当一面的医生。

虽然吴斌不惧天坛医院高手如云、竞争激烈的环境，但人际关系实在不是他的长项。当时，天坛的新生力量石祥恩、于春江、栾国明三位王忠诚的博士，正在筹办三博脑科医院，他们向吴斌发出了加盟的邀请。

那时的吴斌既有对自己技术的自信，也有对三位博士能力和人品的信任，更有对干一番事业的坚定信念，经过慎重思考后，在三博脑科开业之际，他决定从天坛医院辞职，从此开始闯荡体制外的“江湖”。

“对于大师这个称谓，应该心存敬畏，保持它的严谨和严肃，千万别滥用了”

吴斌说，在三博初创的众位医生中，他是义无反顾的一个。“当时的工作关系没有落实，每天风风火火的手术、管理病房、协助财务制定三博的物价体系，‘黑着’一干就是一年多。有时提起这些，真有些不堪回首”。

如今已时过境迁，他说对三博之初的人与事依然难以忘怀。

如果可以重新来过，吴斌可能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他身上自带一种侠气，义无反顾、置之死地而后生都骨子里带出来的，很难改变，正如他这些年不断挑战高难度手术一样。

面对高难度手术，他说没有恐惧感，也不会过多考虑手术失利对自己的影响，因为这类高风险手术大多是其他医院弃而不做、家属又抱着一线希望渴望得到治疗的病人。他只是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医学极限的好奇，做自己该做的事。

在三博十几年，吴斌在专业方面收获很多。如颅咽管瘤手术，他是较早倡导将“额底纵裂入路”做为根治颅咽管瘤的主流入路，并对“额底纵裂入路”进行改良，创新性提出“额底纵裂经鸡冠入路”及提出“额底纵裂区域”和“额底纵裂分区”概念；首先将“远外侧乙状窦前联合入路”用于临床，治疗椎基底动脉系统巨大复杂动脉瘤和累及“全斜坡”的巨大颅底肿瘤；创新性地提出颞枕开颅trautmann三角+岩骨外侧入路（准乙状窦前入路）切除岩斜区肿瘤......

我问他选择三博脑科有没有后悔过，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吴斌式的回答。他坦诚自己彷徨过，也想过要离开，当诚信出了问题，当一腔热情无处安放时，如果还能安之若素就不是吴斌了。不过，终他还是在真诚的挽救下留下来共同奋斗。

目前，吴斌是三博脑科医院的常务副院长，负责所有关键科室的医疗工作。在临床工作之余，协助制定了极具三博特色的“全责医师”制度。此外，还制定了不同于其他医院手术室的常规“八点刀碰皮”和超早的“七点刀碰皮”制度，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博正处在集团化发展阶段，吴斌的角色也要随着发展而转变。“现在，昆明、重庆、福建都有我们的医院，山东、河南的医院也正在筹建，我受命具体负责河南这一块。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三博病人的重要来源地，所以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谈到个人规划，吴斌说“这辈子干了些什么，要有一个交待。”今年他想独立出一本书，以亲自做的病例为基础，总结和提炼个人经验、技术和理念。三博已先期印出了小册子，他的行文及所表达的手术理念极受外院医生的喜爱与认同。

对于自己的职业成就，吴斌觉得，大家若说他的技艺炉火纯青，他不谦虚；若说他是什么大师，他不敢当。在他眼里，王忠诚才是当之无愧的大师，以后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境界。“对于大师这个称谓，大家还是应该心存敬畏，保持它的严谨和严肃，千万别滥用了。”

记者：从您执业经历的角度，天坛医院和三博脑科，分别作为公立和私立医院的标杆，对您的影响有何不同？

吴斌：在天坛医院20年，给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我影响很大。三博脑科是新天地，比较开放，一些想法比较容易实现，给有志者提供了更大的施展空间，是实现梦想的地方。我在三博13年，做了很多高难度的手术，天坛医院的基础加上三博十几年的历练，才让我的技术炉火纯青。

我是一个技术比较全面的医生。如果说我是儿童脑肿瘤专家，那只是为了适应三博做为一家神经外科国家重点专科医院对外宣传的需要。事实上，我们医生什么病人都收，三博每年的儿童颅内肿瘤有200多例，我们小儿肿瘤专业也就能做80例左右。

记者：民营医院的难点之一是人才，一个神经外科医生需要多久才能真正技艺纯熟？

吴斌：在北京三博，培养人是重点。我的团队人才技术还算不错，再过五六年就可以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神经外科医生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神外医生的黄金年龄可能要从40岁左右开始。就算其勤于思考，每年又有大量手术的实践，但如果没有25-30年的长期磨练，也很难达到。技艺若真的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也该到50岁左右了。所以，一名“”的颅底神经外科医生的成长过程极其漫长，而黄金期又过于短暂，也就是10-15年。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已能部分替代人力，甚至个别类的手术已“傻瓜”化，这些也能加快年轻医生的进步，缩短学习积累的过程。临床毕竟是实践的科学，不应把大量精力放在基础研究上，临床需要摸爬滚打，不经过千锤百炼很难脱颖而出。

就像匠与师的关系，要甘于寂寞，先匠后师。中国有句话叫“君子不器”，很多人感觉“器”的层面比较低，喜欢坐而论道、述而不作，鄙于具体工作，工匠精神很差，总是幻想一夜之间成为大家。

我推崇“技进乎道，艺通乎神”，“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在人才方面，要先练技艺，再提炼感悟，上升至“道”的层面。有人说手术是一种艺术，那是指技艺相对成熟的时候。当技艺还较稚嫩时，先不要急着谈所谓的行医艺术。医学大家永远都是金字塔的塔尖，不是谁都可以攀得上的。

医学不是纯粹的科学，医生“匠”的阶段就像画画的临摹阶段，需要磨练基本的治疗技巧，需要踏踏实实、甘于寂寞。我在天坛的20年就处于于这个阶段，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近十年来，才渐渐到了自由发挥、进到了所谓“艺”的阶段，但仍不敢妄称自己为“大家”。

记者：中国医生素质参差不齐，也饱受诟病，对此您如何理解？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医生的素质？

吴斌：有人说中国医生素质低，很多人不服气，我觉得这还得认！比如一些大型医院，专业分得特别细，如有人做了多年的神经外科医生，只会做垂体瘤，血管颅底等根本不去学习，怎么能了解当前神经外科所达到的高度呢？这岂不空有神经外科医师之名？再比如，对自己专业之外的其他医学门类更是知之甚少。作为医生，有关内外妇儿的基本知识与常识都应该具备。

我觉得中国医生的知识结构有三缺：一是对本专业整体把握较差；二是对医学的其他学科不甚了了；三是缺乏医学之外各种知识。医生接触的是社会，博学的医生易使人产生信任感。如果“腹中空空”，如何顺畅的与各色人等交流？又如何让人产生信任感？

国外为什么相对好一些？应该是医学教育体制决定的。据我所知，在美国考医学院必须有大学本科学历，所以美国医学生的背景专业非常杂，当这些学生聚在一起时，相互交流，知识视野就比较开阔。

回到中国，高中毕业就可以考进医学院，甚至我们还长期有医学的中专教育，这些致使学生的知识面非常单一。城市里的孩子还好一点儿，音乐、绘画还都能学一些，农村的孩子就是背着课本上来的，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也没有机会知道。

如何提高医生的素质？现在医学院的门槛太低，很多学校层次也低，医生的素质怎么可能好起来？我看应该提高招生门槛，选优秀的人进入医学院。

那如何吸引优秀的人才进入医学院？当然要提高医生的收入了！医生应该是高素质的人，也应该是高收入的人。存在决定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理解与尊重。现在很多人说，让医生的收入阳光起来。只阳光还不行，收入也要高起来，让人人都羡慕，自然才会吸引一流的学子加入进来，这是导向问题。

记者：作为神经外科医生，您一定更深的理解和面对医学的局限。您如何看待医疗救护和生命质量？

吴斌：随着医学的发展，神经外科领域也突破了很多禁忌，许多以前不能治的病，现在都可以医治了，但人类总有力所不逮之处。而重视生命质量，是伦理问题。

罗点点倡导自然死亡，倡导有尊严的死。当一个人浑身插满管子、痛苦不堪，再多的抢救手段都没有了意义。比如，现在的癌症患者打杜冷丁还得这儿批那儿批，真不应该！再比如抢救，有时明知没有意义，但家属要求抢救就得抢救，否则家属可能会去告你；抢救一次不行，还得两次、三次，甚至更多次，还要写得清清楚楚，只有这样才能在法庭上自圆其说。

这些本是伦理问题，关乎人性，是体制造成的。什么时候能够不再把伦理问题看成医学问题就好了，但现在不行。现实有时很残酷、也很无奈。

【本文记者：韩辉丽 @宁静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