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内科  周卫东

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大家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外国人接触。在北京，更是多见老外。在小区、在地铁、在公交车、在马路上、体育比赛场上，不一而足，机会多多，司空见惯。

日常生活中遇老外。有两次有些特别。奥运期间，我乘地铁和两位日本人挤到一起，从八角到复兴门。那天地铁特别拥挤，我们都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个挨着一个站着，初只是觉得和我挤在一起的两个人和我们一般中国人气质不一样，后我才忍不住用英文问了几句，原来他们是来看比赛的一对日本夫妻。另外，有一次我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就在我们家小区不远的街上，我看见一位黑人，开着一两旧车，车里挤满了人，三个黑皮肤孩子，两个大人，一看就是一家人。这景象我在俄亥俄时经常遇到，没想到在北京也能见到。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现在说说我给老外看病的故事吧。在北京，即使不在所谓的外宾门诊，也经常有机会看到从海外回国看病的华人，看到洋生洋长的外国病人也不稀奇了。现在，就聊三个实例吧。

给美国黑人看病。2006年在美国，我次给老外做神经系统检查。在此前，我有时跟着Quanlan 等教授看他如何给病人看病。Quanlan教授是位50多岁的白人，是位很不错的神经内科大夫。那次，病人食物重症肌无力患者，他如常给病人介绍了我的情况，他说我是中国很优秀的大夫，到美国来访问，并问病人是否介意由我（Dr. Zhou）给她进行神经系统体格检查，病人同意后，我开始给病人进行了体格检查。时至今天，我只记得，教授教给我一个他自创的检查咽喉肌受累程度的方法。另外，我给那位黑人检查了病理征（在脚底外边缘划一下并观察相应的足指反应），让我惊讶的是，那位黑人的脚底一点不黑，白得有些显眼。

给法国白人看病。2007年初在宣武医院。那天，我在医院重点学科办公室公干，突然接到门诊部一个电话，问有个老外要看病，问我是否能看。我答应了。结果他来到我的办公室。结果一问，是个法国青年，并不是疑难杂症，只是一般的青年人卒中，并已是恢复期。他和他的未婚期一起来就诊。带来的病历是法文的，我请他们口头翻译成英文，不过，我为了慎重起见，请他们将所有病历资料都翻译成英文后再来，结果第二天，他拿着翻译成英文的病历来了。因为没能收他住院，我给他做了评估和建议后，他满意地走了。

给蒙古国病人看病。2009年在三博脑科。他到我诊室时已是我上午后一个病人。是个癫痫病人，病不重，也不难看，还有个翻译，但有些医学词汇她翻译不好，还好，病人在英国工作过10年，英文很好，我们可以用英文交流，只是翻译不懂英文，我再将英文翻译成中文给蒙古语翻译。后来，那位蒙古病人，用他流利的英语，给我打了两次电话，他挺满意，相约半年后再找我复诊检查。